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杨祝良：与“菌”共舞的“蘑菇先生”

　　野生菌是云南之宝，云南人将其视为菜肴中的绝品，食用历史已有几百上千年。人们对野生菌爱之深，又避之远。因为它有浓郁的鲜美香气，极其好吃，但是一部分野生菌又会让食用者中毒。更危险的是，一部分毒菌与可食用菌极其相似，很容易混淆。所以每年，云南各地都有食用野生菌中毒的事件发生，让人唏嘘哀伤。

　　于是，教人辨识可食用或不可食用野生菌，就成了当务之急。可是，野生菌品种繁多、外形相似，辨识出是否能食，有不小的难度。要向云南人或一部分进入云南的游客，推广辨识可食用野生菌的知识，难度更大。

　　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快速有效地将正确辨识野生菌的知识传递给大部分食客?当然有，那就是野生菌辨识宣传画。

　　近年来，用于指导群众识别毒蘑菇的“云南常见毒菌(毒蘑菇)”宣传画，已被人们所熟知。这幅宣传画的牵头编写人，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杨祝良，他被人们尊称为与“菌”共舞的“蘑菇先生”。

　　1983年，杨祝良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工作，从事植物学研究。当时，他去野外考察，看到雨林中到处是蘑菇，便问同行人员这些蘑菇的名称，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问当地老百姓，同样也不知道。尽管真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和生态价值，但人们对真菌了解并不多。杨祝良决定将精力从植物学转移到真菌学。1987年，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等真菌与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真菌学家臧穆先生。毕业后，为了实现科研梦想，他前往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用一年的时间强化学习德语和英语，并顺利通过语言考试，赴德国图宾根大学深造。

　　杨祝良到德国后，语言、饮食各方面的文化差异，让他一时之间无法融入当地的生活环境中，唯一能做的就是潜心科研，在工作学习上赢得别人尊重。一周有6天半的时间，杨祝良都在做科研，剩下半天时间购买生活用品。经过两年坚持，他终于在语言和科研上有了可喜进步。

　　1997年11月，杨祝良以“特优论文”成绩获得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底，他回到祖国，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回国后不久，有海外科研机构向他伸出橄榄枝。由于他当时已经主持有数项国家和省部级基金项目，若出国，势必影响国内现有项目的顺利实施。为按时按质完成这些项目的计划任务，他婉言谢绝对方的邀请，专心致志地投入研究中，最终圆满完成了各个基金项目的工作。

　　杨祝良从事高等真菌多样性及资源利用研究工作30余年，取得了累累硕果。他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大项目、NSFC-云南省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相关科研项目30余项。截至2020年5月底，他独立或合作发表学术论文231篇，出版著作14部，获国家发明专利10项。在他进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之前，所里的标本馆有5万余份真菌标本。30余年来，杨祝良从野外考察入手，带领研究团队采集标本5万余号，在前人工作积累的基础上，建成了中国第二大真菌标本室，成为我国高等真菌的重要研究中心。杨祝良带领的团队，对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牛肝菌科和鹅膏科真菌，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牛肝菌科的分类是个世界性难题。杨祝良指导8位博士研究生利用先进的研究思路、技术和方法，开展了10余年持续研究，除构建了全球牛肝菌科高级阶元的分类系统框架外，还揭示了中国牛肝菌科真菌的基本特征和属种多样性，精准构建了我国牛肝菌科的家谱，在国际主流真菌学术期刊《真菌多样性》上出版了《牛肝菌研究》专辑。杨祝良与合作者发表了对16个新属和95个新种的研究，分别占全球同期新属和新种的47%和约40%，领跑全球该科的系统分类研究。

　　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著中，英国学者认为，杨祝良等人提出的牛肝菌科“这一界限分明的高阶元分类，是最为值得称道的进展”。荷兰专家在近年国际牛肝菌科研究进展评价中，提出了3个“里程碑成果”，其中2个是由杨祝良研究团队完成的。其研究成果不但被同行认可和引用，而且被多个国际真菌分类学专业网站所采纳，我国牛肝菌研究，由此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鹅膏科，是最容易惹麻烦的一个菌种。它是可食和有毒物种并存，易混淆，致人死亡率高达九成。在鹅膏科研究中，杨祝良创造性地指出了鹅膏菌幕结构的多样性在物种界定和识别中的重要价值，提出了该科包括5属的新分类系统，在《真菌多样性》期刊发表了《鹅膏科研究》专辑，独立出版了《中国真菌志·鹅膏科》和《中国鹅膏科真菌图志》，发表该科共计91个新种，占全球同期新种总数的50%，居世界鹅膏研究团队之首，在国际上持续引领了该科的系统和分类研究，为我国乃至亚洲毒蘑菇中毒预防提供了确凿的科学依据。在欧美同行公开发表的书评中，杨祝良的代表论著，被誉为“做出了重要的专著性贡献”。

　　与真菌打交道30多年，杨祝良走遍了云南乃至中国的山山水水，创立了中国高等真菌分布格局成因理论，揭示了牛肝菌属、松塔牛肝菌属、鹅膏属等的起源和进化规律。他深入分析和系统总结前人研究我国高等真菌及其他地区真菌178项重要论著成果，发现我国现生真菌区系具有复杂而独特的性质，提出了我国高等真菌呈现出“东喜马拉雅-横断山区”“华中地区”和“中国热带地区”三大物种多样性中心的分布格局，论证了我国真菌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形成原因。

　　“科研要为经济社会服务，才能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杨祝良努力将真菌研究的理论成果转变成具有社会价值的物质力量。他和研究团队采集了全国3000多株羊肚菌菌株进行优化，选育出10余株菌株。经过种植试验，这些选育出来的羊肚菌，亩产可达150—200公斤，收益可达1万—1.5万元。

　　怒江州贡山县是深度贫困县，杨祝良在这里开展羊肚菌栽培技术培训，指导406户独龙族、怒族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了1170亩羊肚菌，实现了产业脱贫致富目标。通过10余年的不懈努力，他带领团队选育获得20余个羊肚菌高产核心种质，提出菌株退化检测方法，突破了羊肚菌栽培产量不稳的瓶颈问题;提出标准化种植和管理新技术，使大田成菇率提高20%—30%、种植周期缩短约50%;提出了春播夏收、夏播秋收和秋播冬收等种植新模式，实现了羊肚菌大田四季高效种植。迄今，在全国累计示范栽培16800余亩，帮助企业和农户增收1.5亿余元。在脱贫攻坚中做出重要贡献，获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好评。

　　杨祝良十分重视云南野生食用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查清西南的野生食用菌，他跑遍了西南山地，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针对毒蘑菇中毒事件，他通过电视、讲座等各种途径，千方百计普及毒蘑菇识别及中毒预防知识，总结提出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鞋的野生菌不要吃”等通俗科普口诀，用于指导群众识别毒蘑菇。

　　2017年1月，他主动牵头编写“云南常见毒菌(毒蘑菇)”宣传画，用于云南广大地区免费宣传。他不仅将自己的心得和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学子，而且不遗余力地为研究生创造学习新知识及新技能的机会，多次联系推荐学生到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进修学习，为青年人才成长服务。迄今，培养研究生40余名，其中24名博士生、2名博士后及4名硕士生已毕业或出站，8人获中科院优博论文奖、院长优秀奖等，12人取得高级职称，成为真菌学研究的重要新生力量。

　　杨祝良对真菌的研究从未停止，他还要在蘑菇世界中带领团队继续探求鲜为人知的秘密。